和平島考古挖掘下的| 諸聖教堂 The Church of Todos los Santos

原文收錄於《海想知道》Vol.2 「昨日 X 今日 空間對話」



在1989年,作為一個剛從西班牙抵台灣的歷史學家,我第一趟離開台北的旅行便是去淡水的聖多明哥城,欣賞西班牙堡壘。下一個景點就是去基隆尋找聖薩爾瓦多城。運用我有限的中文在當地四處詢問後,我抵達了白米甕砲臺。我非常開心地覺得自己到達了西班牙的堡壘。然而,在離開的時候,我發覺自己明顯地找錯了地方——那附近沒有人知道任何有關西班牙遺址的事,而且那座堡壘的格局也不符合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軍事建築。我開始查閱古地圖與文獻,發現聖薩爾瓦多城不但是在和平島的另外一端,而且現在已經什麼也不剩了。更甚,我發覺到,現在還佇立著的聖多明哥城事實上是由荷蘭人所建。於是,我踏上了找尋西班牙舊時遺址的旅程。


諸聖教堂考古遺址現場


初步的研究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但長話短說,為了在和平島的台船公司做透地雷達(Ground Penetrating Radar)探測的研究以瞭解堡壘的潛在位置,我在2003年聯絡了中研院的考古學家劉益昌教授。成功大學的李德河教授給予了這個探測研究技術上的支援。探測的當天,結束後我們還有一些時間到平一路上的停車場去確認在荷蘭古地圖上出現的,聖薩爾瓦多城的教堂地基,是不是能在這裡被探測到。一週後,李教授傳給我GPR的分析結果:台船廠區下面確實有探測到東西,但停車場下面並沒有教堂地基的跡象。在當時,台船願意讓我們做挖掘的工作,但因為經費上的困難我跟劉教授並沒有辦法向基隆文化局申請去開挖堡壘遺址。我只好靜候一個更好的時機。


而時機在2010年終於來到。當時科技部組織了10名台灣學者到西班牙考察並尋找研究合作對象。我們訪問了CSIC(在西班牙等同於中研院的機構)裡不同的單位,但我們只得到了還充滿不確定性的期望。在回來的路上,我非常努力地說服現清華大學人類系主任臧振華把聖薩爾瓦多城的挖掘排入他已經塞滿研究計劃的行程中。說服的過程雖不易,但同時,隸屬於CSIC的西班牙考古學家 Maria Cruz 也向臧教授表示希望合作,於是最終,臧教授答應了,但條件是我必須是台灣隊的計畫主持人,也就是運籌計畫的負責人。而他則會負起考古的責任。



開始挖掘 2011


在計劃通過後,本來預計要在2011年10月初,也就是西班牙考古學家們將抵達的時間點,開始挖掘,但因為挖掘許可還未發放下來,真正的工作時間被延遲了幾週。這裡主要的問題在於台船公司這時並不允許我們開挖可能還存有聖薩爾瓦多城地基的區域,但至少他們同意讓我們在那個七年前GPR檢測中看起來沒有太大希望的停車場裡開挖。由於喪失了尋找堡壘的選項,我們便轉向了尋找教堂的可能性。


當時極度需要幫忙挖掘的工人,而最終,在我們開始的兩天前,在里長林慧琴的幫忙下,我們找到林潮海先生,且他的公司也同意承包這項工作。事實上,林先生與他的團隊一直都非常地傑出且不可取代,不只是在一開頭,而是在總共五次的挖掘中都是如此。


第一年的結果看起來非常有希望,但主要不是在殖民物件上,因為我們只找到了一個可能被西班牙或是荷蘭士兵使用過的,破碎的皮帶扣。這期挖掘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我們確認了這個地帶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一直為人佔據。特別有趣的一個發現是一座大型中國式的壺。事實上它是一個甕棺,裡面放著一個小男孩或女孩的身軀,還有一個原住民所使用的精緻耳環。這揭示了中國與原住民文化的共生,也給了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教堂的現身 2012


大台北古地圖 (由Simon Keerdekoe所繪)

我們在第二期挖掘(2012年10-11月)的初期便確信自己來對了地方。一開始我們持續在停車場的北邊挖掘,然後發現了更多與前一年挖掘類似的史前遺物,但都不是來自於西班牙時期。所以,我重新比對了1654年的大台北古地圖 (由Simon Keerdekoe所繪) 和現今的地圖,並且開始懷疑還沒有任何東西出土的原因是不是因為我錯把在荷蘭地圖上圍繞在教堂四周的牆壁解讀成教堂本身。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教堂的地基應該會在我們正在挖掘的,停車場的另一端。我正想著這些的時候,西班牙的考古學家Susana Consuegra正好打電話給我,問及應該在哪裡開挖一個新的試坑。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我跟Susana當時的對話。我說:「到另外一端去。從停車場裡面那棵大樹開始,沿著停車場的牆走25公尺,或是跨25大步。然後試著在那裡挖。」那天下午我又到了挖掘現場,團隊的領導人Maria Cruz走來,指著新挖掘的地點說著:「快看那裡!那會是什麼啊?」一系列正方形的石塊以一某種規律排列著,且其規模顯示這是歐洲工法的建築。雖然在當時還不能確定,但我們都已經覺得這和史料中提及的,道明會傳教士所建的諸聖教堂脫不了關係。


西班牙的考古學家們在接下來的幾週中非常認真地在好幾處持續工作,但尤其是在新的地點。在當時有幾點是非常明確的:這個被發掘的構造是正方形的,非常的厚實且深,而且它的擺設是成90度角的。因此,一開始的假設是這可能是教堂四角的其中之一。但這個結構真正的意義,是要等到接下來的幾次挖掘中才會被揭示的。2013年是三年計畫中的最後一年,由於我要向科技部提交最終成果報告,因此這一年大部分都專注於將本來送到台南臧教授的考古倉庫裡,一箱箱的文物(破碎的陶器、石製的器具、衣領上小巧又多彩的玻璃珠飾等)清點庫存。也因此,新的挖掘被延遲了。


況且,由於當時是我在這個計畫中參與的尾聲,因此我致力於準備一系列的展覽,展示一百個挑選物件,呈現給一般大眾以提升大家對於考古現場的認識。大部分的展覽都辦在基隆:基隆市原住民文化會館 (2013-2014)、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2014) 、基隆港的VTC塔台 (2014) 。2015年辦在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並且在與我的前西班牙語學生,考古學家洪曉純無價的合作下,出了一本教育性質的圖錄書籍,說明挖掘的過程並且呈現一百個挑選物件。



尋找教堂的形狀 2014 & 2016

挖掘工作到現在都還是由同樣的專家們——臧振華教授、Maria Cruz與她的西班牙考古學家團隊,他們在2014、2016、和2019都非常努力地持續著考古的活動。在最後幾年的時候基隆文化局顯露出了更多的興趣,並且將這個計畫納入其自身的計畫中。至於剩下三期的挖掘,我能講述的部分就不再是我的個人經驗,而是我聽到,尤其是從新聞上讀到的不同資訊。簡單來說,在2014年的挖掘中發現另外一個角之後,已經可以確定更大的建築本體曾經存在,也因此考古學家們得以開始弄清楚建築可能的形狀——雖然要找出大致的方向性,比如說門的位置等,還是有難度。但還是有些相關的物件出土,例如三座不是十三行文化中常有的屈肢葬,而是歐式墓葬。


2016的挖掘使我們更能了解建築本身——在2012挖掘中被以為是建築的一角構造,事實上在2016被發現不是牆的一部份,而是外在的,支撐牆壁的扶壁結構。另外,對於結構的知識也在增加:厚牆的設計以一個規律的方式重複出現,而且發現了一座新的墓,還有一具以祈禱姿勢出現在墓裡的骷顱,也因此證實了有天主教墓園附屬於教堂一事。這些發現也馬上刊出在幾家最有名的報紙上。以結果來說,在這次挖掘中,西班牙考古學家們對教堂的平面圖掌握了更確定、雖然還是假設性的概念。




最終的教堂平面圖 2019


2019的挖掘為期最長,也是在確定教堂平面圖中的過程中最為決定性的一期。這次的挖掘證實了之前對於教堂平面圖的推測,只是在考古學家的報告中,實際的教堂比2016的推測還要小。教堂的中殿是長方形的,大約12-15尺寬,但長度無法被測量,因為其南邊的部分在日治時期的一條道路施工中消失。然而,基於扶壁的數量(2或3個),可以推測的是內部大概有24或36尺長。最重要的是在北邊的部分出土了一個正方形的後殿。後殿位於中殿的尾端,是一個較小但對任何教堂來說都很重要的空間,是祭壇所在也是彌薩所舉辦的地點。


除了畫在平面圖上的教堂結構以及二十多個墓穴,也有其他的出土物件,比如一個以非常有名的西班牙設計風格所製成的小型十字架。由於仍有許多未解的謎題,考古學家們現在正在解讀所有的發現,而這些訊息都將使我們能更完善地了解教堂的外貌以及判定下葬者的身份。我們都引頸期盼著他們的結論。


由於被發現的教堂是在西班牙統治的末期所建,因此也衍生出其他的問題,例如那麼更舊的教堂又是在哪裡?新的教堂是取代了舊的教堂,還是單純蓋在舊教堂的隔壁?但最引人入勝的問題是,這個教堂作為一個複合區域是如何運作的?道明會的修士有時稱這個地方為諸聖修道院,有時則稱為諸聖教堂。修道院意指一個可以住宿、教授、聚會、辦公,與教堂相關但不相同的場所。但不管如何,來訪者不應該錯把考古現場中比較顯眼的現代廁所結構誤認為是西班牙時期的遺址。


使問題更為棘手的是,我們只有一張教堂的繪畫,是由荷蘭人在1654年所製,而在畫中只有出現教堂本身,周遭沒有任何住宿設施。教堂大體的形狀雖然符合現在所製的平面圖,但有些部分,像是扶壁,沒有出現在畫中。當時的荷蘭人可能只是畫了一個大概。這些都再再顯示尚有許多未竟的歷史與考古之業。



史料中的諸聖教堂


史料是如何敘述教堂的?首先,出現在西班牙統治時期(1626-1642)大部分時間的教堂並不是這座。因為這座教堂的工程是在1638年,在漢人石匠的幫忙下開始。在那時,聖薩爾瓦多城的長官Pedro Palomino反對諸聖教堂的建造,因為他害怕在荷蘭人攻打聖薩爾瓦多城時,實體的建築會成為主要攻擊目標。但道明會的修士們不予理會,並且持續施工。Palomino是對的——荷蘭人在1641第一次試圖征服聖薩爾瓦多城時就是先佔據了這棟建築。在進攻失敗,荷蘭人撤退之後,繼任長官Gonzalo Portillo因為預期馬上會再有一波攻擊,所以再度試圖說服修士們拆除教會。修士們一開始同意了,但後來什麼也沒做。於是在荷蘭人最後一次進攻的前幾個月,Portillo決定自己拆除教會。或許教會最後並沒有被完全拆除,因為它後來成為西班牙士兵在向荷蘭投降後,被遣返回巴達維雅(荷蘭的殖民首都)前的安置所。那在舊教堂的傳教活動又是如何的呢?



諸聖教堂的宗教生活

他們當時的活動不異於其他正規天主教堂:主持受洗、舉行彌撒、教授天主教教義給孩童,尤其因為孩童有比較多時間,對於教義還有西班牙語的接受度還有理解力也比較高。孩童從很早的時候就跟牧師學習西班牙語(甚至會跟軍人學髒話),而他們也在教會中幫忙服侍。這之中一位原住民的孩童是丟哆囉,他負責教會中的蠟燭,而在數年後的荷蘭統治時期,他成為了Quimaurri部落的頭目。其他活動包含遊行,而在行進時大家甚至會唱拉丁歌曲。還有如同考古學所揭露的,其他進行的儀式包含喪禮——不只是為了西班牙士兵,還有原住民,因為西班牙人號稱Quimaurri部落以及鄰近的Taparri(在大沙灣)裡的原住民全部都是天主教徒。


那牧師呢?我們知道一共有48位神職人員曾經過聖薩爾瓦多城,其中37名隸屬道明會,9名隸屬方濟各會,1名隸屬奧斯定會,還有1名入世教士。但他們有些人只待了非常短暫的時間。通常在同一段時間會有約6-7名,特別場合會有9-10名。這之中我們能特別提到的是Esquivel,他寫下了大量關於原住民巴賽人的敘述,特別是分佈在淡水的那些人。另外,諸聖修道院只是這些牧師們到中國或日本傳教的中繼站。這個到達中國或日本的跳板對傳教士來說是非常危險的。有些人在路上就死去,比如Esquivel在從基隆前往日本的路上就被日本水手給殺害。其他道明會的日本人得以輕鬆地回國,但幾年後他們也被發現,因此殉道。



大沙灣——另一塊的拼圖碎片


方濟各會的傳教士對於前往中國有很大的興趣,因為他們在元朝(13世紀)已經去過了。他們在大沙灣有一個修道院,如同道明會也有的;但奇怪的是在我們提過的1654的荷蘭古地圖上雖然清楚地畫了兩個修道院,但史料並沒有對此多加著墨。

無庸置疑地,大沙灣是未來挖掘的寶地——日本人在1943和1945也曾進行過挖掘。希望基隆文化局能在兼顧當地居民利益的情況下,為了未來的研究以及和平島文化遺跡的發展而保存這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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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譯 |鍾宜庭

圖 |涂佳豪


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台大外文系教授,自2017年起為西班牙皇家歷史學院通訊院士。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研究西班牙在台歷史超過三十年,並且出版西班牙時期的雙語史料集——《Spaniards in Taiwan》。以這些史料為基礎,其後還有著書《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1626-1642): 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他也是和平島前兩期考古挖掘的推動者之一,並且以最初出土的文物籌劃展覽,同時出版圖錄《尋找消逝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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